苏格拉底为何被处死
1、即便在第一轮投票中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势也并非不可扭转。根据法律，被告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须根据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进行第二轮投票，然后才做出最终的判决。然而，此时苏格拉底已年届相对于当时四十来岁的平均年龄已是高龄，所以他下定决心，不惜老命也要抗争，要与民主派斗下去。按照当时的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一个反方案。这时苏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高贵的头，提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反方案，比如说放逐，或者交纳一笔数额足够的罚金，与此同时在态度和语言上也不那么傲慢，很可能就会免于一死。据色诺芬，苏格拉底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他认为这不啻是认罪。苏格拉底何罪之有？但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不啻是犯了藐视法庭罪，几百个群众组成的法庭情绪如何，可想而知，结果也可想而知。
2、不过苏格拉底即使饮鸩自尽，但杀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问。他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为了他的学说，还是信仰？
3、后人要解开这个谜，直接的记录既告阙如，间接的证据又极其有限，所能做到的只有从这些有限的二三手资料，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一些极不完整和极不确切的了解，来作一番常识性的推测，难免以今拟古，穿凿附会。
4、阿里斯托芬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但是作为喜剧诗人，他对苏格拉底作了无情的嘲弄，在舞台上出现的苏格拉底成了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实在有损这位哲人的尊严。
5、但这仍无补于我们揭开苏格拉底为了什么殉道之谜。
6、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下，苏格拉底在量刑阶段的论证义务其实非常之轻。他只须说服陪审团，使其确证控方要求的死刑判决过重，陪审团就必须选择辩方提出的量刑建议。所以，苏格拉底只须在这些不同意定罪的220个人之外再拉到30个人认为死刑判决过重就大功告成了。想想看，对苏格拉底而言，这是不是极其容易就能达成的目标？但最后苏格拉底还是被愤怒的陪审团判处了死刑，可以说，这完全是他自己一心求死的结果。(苏格拉底为何被处死)。
7、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作为辩方，他不愿意提出任何一种刑罚。他的逻辑是，只要他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哪怕很轻，都等于承认自己犯罪。要么被判死刑，要么无罪释放，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这样一来，陪审团即便认为死刑判决过重，但苦于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陷入一种尴尬。
8、 如所周知，17世纪以降，民主理念在西欧崛起，逐渐散播到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世界。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19世纪后期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至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它并非起源于希腊，而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事实上两种民主在源起、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很大差别。
9、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以起诉任何被认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表意见，揭发控告任何个人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受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希在粗陋的氏族式民主的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或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一个超大“人群”—几百至五六千个公民聚在一起组成的民众法庭—的投票，而非取决于少数专业律师和法官依法依据进行的辩论、商议和斟酌。
10、克里提亚，出现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中，其中一个以他的名字出现，他是三十名暴君的嗜血领袖，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后，被斯巴达占领军建立为寡头政权。不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还有其他几个暴君。他们只掌权了8个月，但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杀死了5%的雅典人，流放了很多人，并没收了死者的财产。
11、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蔑视还表现在他在两次独裁专政期间都没有随民主派外出流亡，也没有出力协助恢复民主政体，而且在当时这些关系重大的冲突中，他没有站在民众的一边。
12、本书包含三个部分内容,一个是北京大学吴飞教授据希腊文翻译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并作了很多注释,对理解文本很有帮助；第二部分是吴飞教授为这个中文译本写的导言，对这个古代经典文本的背景知识，给读者一个较为总体的概念；第三部分是吴飞教授从自己的角度，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解读和思考，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第三部分尤其重要，是中国学者自觉地用西方古典思想来理解现实处境、逐渐回归中国自身的问题的一个尝试。(苏格拉底为何被处死)。
13、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方式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追寻人的世界和心灵问题，他经常讨论“什么是正义”“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题，按理说来他讨论的这一切都是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做贡献的事情，那为什么还会被雅典民主政府的法庭宣判死刑呢？有一种说法是，雅典的民主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14、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和孔子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做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15、为了充分了解希腊民主，还得看一看现代民主。17世纪以降，民主的理念在西北欧洲崛起，逐渐在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球得到认可。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19世纪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至于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现代民主并非起源于希腊，而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与希腊民主无关。其实两种民主在源起、理念、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重大差别。
16、因此，死是他的选择，他只有从生气的陪审团那里把它弄到手，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为自己辩护时发言狂妄自大，有意激怒陪审团的缘故。但是陪审团还是相当宽容的，第一次表决票数相差不大，而且按雅典惯例，第二次量刑表决是在起诉方面和被告方面提出的两个建议中作一选择(不是折中)。
17、 一直以来国人崇拜希腊民主，崇拜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民主的毛病视而不见。激进民主兴起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众，使后者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几千人聚集于公民大会以公投方式选举领导人，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大事进行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以公投方式对被告做出生杀予夺的判决。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尔提亚德等杰出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里克利虽侥幸逃脱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获胜的八将军返回后立即被判死，更遑论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了。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民主派干将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八将军被判死刑后仅仅几天，主要起诉者也被处死。
18、苏格拉底不仅蔑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且也蔑视雅典的司法制度。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这类刑事审判一般投两次票，第一次是要表决是否有罪，如果判定有罪，陪审团还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如果正反票数相等，表决按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决，应该说这种判决方法是相当宽容的。
19、在当时已经变了味道的雅典民主政府看来，苏格拉底是非死不可的。原因正是他的言论主张与雅典民主体制存在着根本冲突。苏格拉底上法庭时，雅典早已不再是“黄金时代”，战争的失败和寡头政治的崛起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动荡不安、血腥、暴虐和社会的腐败，让喜欢哲学沉思的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想做一个牛虻，去螫醒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即通过哲学的思考、通过对话的艺术去探明真理。雅典的民主制核心是全体公民人人参与政治，即参与对城邦的管理。但苏格拉底发觉，随着时间流逝，雅典民主已经失去了精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也就成了徒具躯壳的累赘。苏格拉底认为的政治不是大多数人所能理解和参与的，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其他人只需听命便是。
20、✲ 本文摘编于「苏格拉底的审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
21、苏格拉底并没有这个想法。恰恰相反，他正是要用死来揭露雅典法制的野蛮和无知。他根本不是为了遵守雅典的恶法，而恰恰是为了挑战这个恶法，让雅典难堪。以言论自由闻名的雅典居然对一个只有言论而没有任何行为的哲学家起诉和处死，你能说雅典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吗？当然不能，这会是雅典将来永远的污点。
22、苏格拉底在后来的古代和近代对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苏格拉底对艺术，文学和大众文化的描述使他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之一。
23、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苏格拉底又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法庭的蔑视而更进一步激怒了陪审团。他首先是拒绝提出反建议，认为“提出任何刑罚一举本身就是承认有罪。”继而他又狂妄地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后余生中由市政府免费供他一日三餐！而按惯例，只有值班的市政议会成员、外国使节、公民领袖、奥林匹克优胜者和保卫城市和民主的功臣才享有可以在市政厅免费用餐的殊荣。
24、Critias在最初的战斗中被杀。色诺芬可能在这个政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骑兵的两个指挥官之这是三十民兵。
25、亚西比德被传唤受审后，叛逃到斯巴达，然后又去了波斯，带着虚假的承诺回到了雅典。在雅典，他又一次被斯巴达人击败，最终于公元前404年在弗里吉亚被斯巴达人杀死。
26、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和苏格拉底都因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了。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完成了神的使命，可谓死而无憾。不过苏格拉底即使饮鸩自尽，但杀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问。他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为了他的学说，还是信仰？
27、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苏格拉底当时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现在死了反而好，免得将来为老年疾病所困。所以你看，在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表决规则的影响下，苏格拉底放弃了这样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死，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雅典陪审制度。
28、临刑前，苏格拉底虽然衣衫褴褛、赤足散发，但他却镇定自若地跟妻子、家属道别。
29、如果这是他的目的，苏格拉底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
30、有一天，苏格拉底问一个年轻人：“世间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年轻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鸡是从蛋中孵出来的，自然是先有蛋!”但苏格拉底追问到：“蛋是鸡下的。没有鸡，蛋从哪里来呢？”年轻人又想了想说：“那还是先有鸡!”苏格拉底依然不依不饶追问到：“你刚才已经说过，鸡是从蛋中孵出来的。没有蛋，鸡从哪里来？”年轻人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反问道：“那你说说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苏格拉底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年轻人笑了说：“这样看来，你和我其实差不多啊!”苏格拉底说：“不，你是以不知为知，我是以不知为不知。”
31、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抽象的形而上学写成富有戏剧性的对话的哲学家。没有人会把康德或者黑格尔的著作当做文学作品来读的。他记述苏格拉底受审和处死经过的四部对话录都可以作为悲剧作品而流传下来，它们的文学价值不下于哲学价值。
32、美国著名的新闻人斯东从70岁开始学习希腊文，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一本著作《苏格拉底的审判》，该书中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苏格拉底不是被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陪审团制度处死的，而是他自己主动追求的结果；第二个结论是，他是为了推翻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法律而选择含冤饮鸩自杀。
33、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34、作品名称：苏格拉底之死-TheDeathofSocrates
35、雅典人，你们将智者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不是由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特亚的老师吗？
36、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生逢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之时，在伯里克利的盛世的光辉下成长。伯里克利作为当时的雅典执政官，是雅典的辉煌与盛世的缔造者，因此人们常把雅典的黄金时期直接叫作伯里克利时代，从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29年，历时32年。自此，雅典成了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心。
37、最后只剩一个机会了。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以后，雅典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祭祀神明的活动，所以死刑执行就要延期。就在这个空当里，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历史上的故事。一群苏格拉底的朋友、学生前来看他，不断地劝他抓紧机会出逃，甚至已经帮他准备好了资金，规划好了出逃路线，但这最后一个机会，苏格拉底也放弃了。
38、所以，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因为陪审团完全可以为了避免对被告人处以重刑，而不给他定罪。所以，雅典实行的分离制度其实是对苏格拉底非常有利的。
39、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40、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
41、苏格拉底微笑着反问她，难道你认为只有真犯了罪，以真正罪犯的身份死去才值得吗？
42、苏格拉底认为，肉体和灵魂是可以分离的，一般的人会将肉体的快乐作为活着的唯一目的，而哲学家会将肉体和灵魂分离开来，他主张哲学家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不要沉溺于肉体的快乐，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灵魂。进而他认为拥有高尚的灵魂的人正是那些有德行的人。
43、换句话说，原来判他无罪的人中竟有80个转而投了他的死刑票。看来好像是苏格拉底有意自己把鸩酒送到唇边。
44、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的先驱者，却因思想原因被判刑定罪，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人类的不幸。
45、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对雅典民主作一番考察。事实上，西元前5至4世纪的激进民主是苏格拉底审判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何谓“激进民主”？此即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内涵大为不同。这是一种由民众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制直接行使军事、政治、法律、外交等大权的氏族形态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最大区别是：公民不仅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而在现代民主中，公民只选举出议员和行政首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参与也不可能参与决策(公投是例外，但极少举行，不像在雅典是家常便饭，即主要决策方式)。换言之，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而现代民主是间接民主或议会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国家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方可能存在。
46、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拒绝认罪，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的言行一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法庭不仅不应该审判我，而且应该赐给我荣誉，让我到卫城的圆顶餐厅上免费就餐。”
47、面对彻底终结的雅典帝国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雅典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会变得猜疑且敏感。在公共场合倾听苏格拉底讲话的是那些出身富有的有闲阶层青年，整体而言富人倾向于寡头制。
48、若不想深穷，大可人云亦云，说他是因为“不敬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的。但是这等于真正弄清了事实真相吗？“不敬神”的罪名或许来自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或智术师(sophist)的名声，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智术师，当时都在搞古代条件下的“启蒙”，都在宣扬新潮的哲学乃至“科学”思想，都不那么敬神，至少不那么敬传统意义上的神，故而要指控他们“不敬神”(柏拉图因而不遗余力地为老师辩护：他其实十分虔诚)，并不冤枉。问题是，当时不那么敬神的哲学家和智术师比比皆是，为何单单把苏格拉底揪出来起诉并判死？看来，“不敬神”即使能够充作罪名，也并不具有太大的杀伤力。那么，“败坏青年”究竟指的什么？这听上去有点不伦不类，不大像是一个“合适”的罪名，当事人怎么可能因此成为被告并且被判死呢？可是，恰恰是这个看似不大像罪名的罪名，才真正置苏格拉底于死地。所谓“败坏”，决非简单的道德腐蚀，而包含着致命的政治内含。
49、辩证法到他手里，成为了无往不利的武器。他用一次又一次打碎认知告诉学生，这世界绝不是非黑即白，任何事物在前提条件的改变下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柏拉图在文集里有收入过苏格拉底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是：认识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50、在平时的情况下，宽容的民主制度可以允许这位哲学家在市场上大放厥词，甚至可以把他当做笑料，但是一旦雅典民主政体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像公元前411年、前404年、前401年两次被独裁专政所推翻和一次有被推翻之虞的时候，雅典的民主派不免慌了手脚。尤其是在独裁专政政权的领导人中不乏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如克里底亚斯之流。
51、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9年，是古希腊雅典的黄金时期，当时的雅典实行民主制，用抽签的方式选择领导人，这种方式导致了许多没有知识的人登上领导人的宝座后迫害那些有知识的人。而苏格拉底痛恨让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登上领导席位的雅典民主体制，他曾对其堂弟格劳孔说：“如果你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应当努力学习，求得最广泛的知识。”
52、 或许又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
53、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54、临死之前，苏格拉底对学生克利托留下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嘱托：“克利托，我们曾借过克雷皮乌斯一只公鸡，不要忘记付钱给他。”
55、我们对苏格拉底熟悉而陌生。他是希腊哲学的创始人之桃李满天下，柏拉图、色诺芬都是他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是他学生的学生。
56、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57、鉴于第一次表决票数相差不大，起诉方面又提出要求判他饮鸩自尽，这很可能会引起陪审团对被告的同情，因此只要苏格拉底提出自愿流放(这是当时常见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最重刑罚)或者付一笔为数足以满足犹豫不决、内心不安的陪审团的罚金，死刑是完全可以免的。
58、 雅典民主还做过其他傻事，仅举两例说明。
59、他也总有办法将你给出的答案进行否定，然后以吊打的方式动摇你的认知。比如你说，偷窃是恶，这基本上是一个标准式的回答。但苏格拉底会说：那我偷盗了一个准备自杀者用来自杀的武器也是恶吗？
60、法学界“思想的狐狸”陈虎(陈少文)教授分享注意力短缺时代的阅读和思维心法，对经典法律命题、社会热点问题及刑事司法核心问题进行多元思考。
61、最后的结果，已经可想而知。在量刑阶段，同意判死刑的陪审员有360人，不同意判死刑的140人。也就是说认为他不但有罪，还认为他应该被处死的人数在苏格拉底的几番操作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人。
62、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智者运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冲击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63、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和苏格拉底都因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了。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完成了神的使命，可谓死而无憾。
64、尽管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但要起诉，总得有个理由。此时，民主派人士胸中的复仇火焰远未熄灭。更糟糕的是，克里提亚、亚西比德等对城邦造成的伤害之大，超过古代希腊任何人，而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老师，怎么说也难辞其咎。但要直接指挥他参加了寡头派的屠杀行动，说他与克里提亚等人相勾结杀戮民主派，既证据不足，又面临着“宽恕法令”的障碍。得找到一些不像是政治起诉，却又真正具有杀伤力的罪名。既然苏格拉底是哲学家或智术师，有不少新潮“启蒙”言论，“不敬神”不就是一个现成的罪名？但这个罪名还不够给力，还得有尺度更大的罪名。既然克里提亚、卡尔米德和亚西比德等一大批贵族青年追随他，后又对城邦犯下大界，哪怕只是仰慕他的学问，不怎么谈政治，为什么不能说他“败坏青年”？我们并不非因为苏格拉底参与了屠杀民主派才起诉他的。但这样的指控看似绕过了“宽恕法令”，却终究显得牵强。起诉者既不敢把真实动机抖露出来，只好将就使用一个看似间接的罪名。这应该是第一轮投票判他有罪者不占多数的主要原因。
65、 如果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多数，他即获得清白之名。但案子并未就此完结，还要看原告获得票数的多寡。如果他获得的票数不到总票数的五分之就要遭到处罚。这条措施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诬告。如若出现有罪和无罪的票数相等的情况，则被告无罪释放。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的判罚。这种审判的方法看似荒唐，但却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原告和被告为使自己提出的刑罚受到采纳，一定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而不会随心所欲。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随后提出的对自己的处罚又近乎玩笑，先是说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后又提出罚款一百德拉克玛了事。由于此一刑罚太不合情理，反而迫使部分本来同情他的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即使苏氏的表现如此荒唐，若用今天的法律来衡量，可能还要判藐视法庭罪，但仍有一百四十票是支持他的，说明他要逃过此劫，本不是太难的事。
66、但话又说回来，历史上有多少事情完全是原来的面目而没有后人的穿凿附会的成分呢？甚至近在我们在世之年发生的事尚且如此，何况二三千年前的古人！
67、苏格拉底的学说的确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68、意思就是说，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无知，而苏格拉底却知道自己无知，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苏格拉底认为：知道自己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也就是那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自己知道自己无知，这说起来很平常，但要承认自己无知可不是一件小事，这需要勇气和智慧。
69、他的理由：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这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能有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
70、 要解开谜团，还得对雅典民主作个考察。事实上，前5至4世纪的激进民主是苏格拉底审判的一个极关键的因素。何谓“激进民主”？Democratia。从字面上看，它很像democracy，但内涵并不同。这是一种由群众通过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直接行使军事、政治、外交、法律和祭祀大权的氏族民主。其与现代民主的最大区别是：公民不仅参与军政首脑的选举，而且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在现代民主中，公民只是选举出议员和行政首脑替他们立法和行政，并不参与也不可能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换句话说，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现代民主是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有在共同体规模很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