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64个文字精选)

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

1、庄子,今河南民权人,他集道家思想之大成,将道家的人生学说与精神境界推到了顶峰,庄子思想体现在《庄子》中,其思想的中心是要追求人的精神自由。

2、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类社会,著有《理想国》一书,他根据智慧品德而不是按照出身,把每个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主张有正义感和理性的“贤人”统治国家。 

3、这篇拙文的观点得到了当时许多与会者的赞同。会后,会议组委会将本次会议宣讲的论文结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时,甚至将这篇拙文编排于这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12月)拙文正式发表十余年来,虽然迄今还未见到对拙作进行正面批评的文章,但曾有多位学界朋友私下里对我的观点表示质疑。由此可知现代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个问题并未取得共识。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宋学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考察和讨论。

4、(2)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5、①词是一种音乐歌词,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伶工歌女歌唱,它的题材主要是描写妇女的容貌、心理、生活情景,尤以男女爱情为主。

6、元杂剧也可单独称为“元曲”,它是元代文学中的精华。

7、按程子在这里将“礼”与“文”看作孔门之教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但并未提到“仁”。似乎可以据此推断在程子的心目中,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或教学体系中“礼”的地位是高于“仁”的。(程颢程颐的思想主张)。

8、“皋比勇撤”,虚心待人的学道谦逊之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他对《易经》的理解受到当时的宰相文彦博的赞赏,文承博还让他在开封相国寺坐着虎皮讲《易经》。在宋代,虎皮椅不是一般椅子,那得是大儒才能坐,能以一人之力与天下儒生“辩论”,解答天下学人诘难的。一天晚上,张载遇到了他的两个表侄儿程颢和程颐。听说两个表侄对《易经》也有研究,于是把他们请到到自己住的地方讨论。张载比二程兄弟年长十多岁,又是他们的表叔,不过他还是保持虚心。他听完二程对《易经》的见解后自叹弗如,于是在第二天便撤去虎皮,不再讲《易经》,还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面对学问比自己高深的二程兄弟,张载“皋比勇撤”,虚心待人,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胸怀若谷,虚心待人的学道谦逊之美。

9、  这个位于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伊川书院内,名叫立雪堂的平常建筑,就曾见证了一次儒学的复兴。

10、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11、  父母对子女的爱最高最大,因而子女应当孝顺父母,否则伤了父母之心,父母之爱便会松懈、减少。

12、  彼时二人已是年近且早已登进士第,可谓成名已久。

13、  九思,既是使命,又是期勉,让程氏后人找到了方向,也给程氏子弟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14、程颢,男,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 、河南府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15、程颢(1032年—1085年7月9日),字伯淳,号明道,学者称其“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16、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颢二十五岁,中进士,先后任鄠县主簿、上元主簿、代上元令、晋城令、著作佐郎。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曾短暂参与其事,任三司条例属官,迁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但很快由于他对王安石变法持保留与批评态度,改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历任太常丞、知扶沟、汝州酒税等职。哲宗继位后,召为宗正寺丞,未及行而辞世。

17、二程在工夫论上的这种差别对后来宋明理学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二程殁后,杨时弘道东南,三传之后有朱子。虽然朱子共同尊二程为其学所自出,但对程颢的工夫论却似有微辞。在朱子看来,以体认本体为工夫,是地位高者之事,故不适合作为一种教法,从而在编《近思录》时,将《识仁篇》排除在外。事实上,朱子终身奉小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为圭臬,其学亦是以小程之学为基本纲领,故黄宗羲说:“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宋元学案》卷十二)而与朱子同时代的陆象山所倡导的“心学”,则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主张“发明本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亦即是大程识仁之义。所以从整个宋明理学而言,如果以工夫论为分判,陆王心学可追溯到大程,朱子之学则渊源于小程。故冯友兰先生认为,二程兄弟分别开出“理学”与“心学”两系,实是极有卓识的看法。

18、《诗经》 (1)中国第—部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2)《诗经》经孔子整理编定,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 (3)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想象奇特,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骚体”。 

19、  要敬畏“四知”,做到为人行仁义之事;要远离五刑,不要干违法犯罪之事,以免遭到杀戮。

20、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21、  对于自己的贡献,一向谦虚谨慎的程颢曾这样说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22、尽管从二程开始,“天理”一词成为宋代新思想的核心语汇,但这一概念在先秦典籍中早有所见,在魏晋玄学、隋唐佛学那里,也都有谈到。但在他们那里,“天理”或“理”始终未成为思想体系的根本概念。直到北宋熙宁、元丰之际,一批儒者为了破释氏虚妄之学,无不致力于从“天道”与“性命”之间确立儒家真实无妄的世界。“天理”这一概念,正是伴随着当时诸儒对“天道”与“性命”之讨论的展开而提出的,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使“天道”与“性命”之间贯通为一。在二程之前或与二程同时代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如司马光、周敦颐、邵雍与张载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对“理”与“天理”展开了讨论。但在他们那里,所讨论的更多是一种天道之理,并没有真正做到“天道”与“性命”的贯通为一。直到二程出,才将人道上升到天道的意义来论证其普遍性与必然性,从而真正确立了“天理”在哲学上的本体地位,并由之决定了此后八百多年学术发展的方向。

23、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24、二程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们对宋明理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在《礼记》“礼即理”的命题基础之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天理说是二程对传统儒学的创新性发展。程颢自谓:“我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外书》卷《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二程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也叫做“道”,也叫做“天理”。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遗书》十一)。所谓“天”,指最高本体,认为“天即是理”,就是认为“理”是最高本体。

25、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26、③宋代豪放词的代表作家就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们都善于写婉约词。

27、  原来他们是慕名来拜访河洛大儒程颐先生。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发现先生正在冥坐。管家发现他们站立门外后,连忙外出相迎,并邀请二人进屋。二人顿感进退两难:进,不忍惊动先生;退,又不忍放弃请教的机会。虔诚、迫切的求学心情让二人决定在门外静候先生。

28、对于大程来说,人们要体认本体,只在于“诚”“敬”二字,即《识仁篇》中所谓“以诚敬存之”。只要心存诚敬,就自然可以领会到本体所在,而无需另外向外作工夫。

29、  对于“中庸”的概念,“‘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30、  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31、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 

32、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33、2核心:人文土义。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要求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34、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35、①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

36、与程颢温润宽和的气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颐气质刚方,严毅庄重,如孤峰峭壁,有些不近人情。其任崇政殿说书时,某一春日,少年皇帝戏折柳枝,就遭到小程的批评:“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有人请小程喝茶看画,他严厉拒绝说:“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故与明道接交,使人如沐春风,而与伊川相处,则有“程门立雪”的故事。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矣(参《外书》卷十二)。这一记载相当形象地说明了二程在气象上的差别。大程待人和易,而小程则庄重自持。有一次他们随父亲宿某僧寺,大程右行,小程左行,结果随从都跟大程往右边走,盖门人对程颢则亲近,对程颐更多的是敬重。二程在接引弟子时,如果有议论不同,大程常会说“更有商量”,小程则直说“不然”,所以明道生前曾对伊川说:“异日能尊严师道,是二哥。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不敢让。”(《外书》卷十二)又据程门弟子称,小程晚年也渐趋平易,不过,终究还是不如大程温润平和。

37、  父母之于子,爱之至也。子不孝,则爱心弛也。

38、  它外表古朴、简陋,却记载着这样一段佳话:

39、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

40、中原先哲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精神、礼治精神、德治精神、仁爱精神、举贤精神、民本精神、人本精神等等,经过现代的转化和洗礼,必然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精神文化资源。

41、(3)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时期的朱熹,成就最为突出,所以“理学”也称为“程朱理学”。

42、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43、二程认为“礼”是孔门之教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论语·子罕》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也,圣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1-112页)

44、马丁•路德改革: (1)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列举兜售赎罪券的种种谎谬,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2)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只要有虔诚的信仰,灵魂便可以获得拯救,无需购买赎罪券。他主张每个基督徒都有直接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不是盲目听从教皇和教会的说教。  (3)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许多地方兴起,形成了不受罗马教皇控制的基督教派,这些教派统称为新教。新教除了路德派以外还有加尔文派和英国国教。否定罗马教廷的权威,坚持国家权力高于教会。民众开始打破对罗马教会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人文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45、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后,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

46、宋词和元曲宋词出现的原因: (1)宋代商业的发展。 (2)城市的繁荣。 (3)市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47、  程颢的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可是却家无余财,过着清贫的日子。他把自己所得俸禄全都用在扶贫问苦之上,以致在其去世之后,家人居然无力安葬,全凭举债使其得以入土为安。

48、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960AD-1279AD)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49、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礼既是形上天地自然之理,又是有形有迹、看得见摸得着的形下的人间社会。礼本于理,礼就是理。这样朱熹之礼顺理成章地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并理学化,从而推论出儒家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具有永恒的性质。

50、(2)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51、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2、  有这样的爱民之心,无论是在山西晋城还是在扶沟,身为知县的程颢都大力推行五户联保,积极兴办乡学、书院,体恤民情、关心民政,所在县域往往得以大治。

53、  畏四知①为人仁义。远五刑②莫犯刑戮③。

54、  程颢的父亲程珦更是恪守家训。据宋史记载,程珦在江西兴国任县令时,积极推行礼仪教化,鼓励私塾,一时间,当地民风向好,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物阜民丰,夜不闭户,治安良好—“狱空者数岁”,监狱里边都没了犯人。

55、[10]《名臣事业大儒心愿被风流古至今——探访“关学”创始人张载作宰宜川云岩遗址》,《延安日报》,2020-11-

56、张全省,宝鸡文理学院教授,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57、法家: 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主张君主要以法治国,利用权术驾驭大臣,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法家把君主的权力提高到极点,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58、北宋理学家张载也认为“礼”就是“理”,并对“礼”与“理”的关系进行了辨析。《礼记·仲尼燕居》曰:“礼也者,理也。”《礼记·乐记》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张载据以认为礼就是理,知理才能制礼。他说:“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26-327页)张载认为,理出于礼之先,为礼之依据。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解释《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曰:“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也,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故形而下者谓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见于事实如礼义是也。”(张载著,章锡琛点校:《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207页)在张载看来,道是根本、原理,器是表象、事实,道、理是礼的形上依据,礼是道的形下事实,然而道与器不可分离,礼与理亦不可分。由此可见,张载一方面将礼升华到形上依据的高度来看待,礼与理一样,具有恒常意义。另一方面,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理并非礼的终极根源,这一点与二程的认识有所不同。当代学者林乐昌先生曾著文论述说:“在张载思想体系中,由于‘理’是居于‘天’之下的次级范畴,‘理’和‘天’并未如二程洛学那样同一化为一个整体观念;理虽具有根源涵义,但毕竟还不是终极根源。”(林乐昌:《张载礼学论纲》,《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张载将礼的终极依据称作“太虚”,他说:“大虚(太虚)即礼之大一(太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卫湜:《礼记集说》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此所云“太虚”,是无形的、聚而未散的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张载著、章锡琛点校:《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第7页)。张载于此所说的“本体”,是指原始的、本来如此的、永恒的状态。张载以礼源于太虚,即以礼来源于属于本体范畴的气。张载还认为礼本于“天”,他说:“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卫湜:《礼记集说》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第126页)张载此处认为礼本于天,天无形,就有无体之礼。

59、  伊水有情,河洛有幸。时至今日,程氏家训依然润泽后世,连绵不绝。

60、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中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病逝,赐谥纯公。

61、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62、《遗书》(河南程氏遗书),25卷,系二程门人所记二程的语录,后由朱熹编定。

63、二程兄弟在十四五岁时,曾师从周敦颐问学。因此传统上认为,二程之学渊源于周敦颐,朱子作《伊洛渊源录》时,把周子列为卷首,后《宋史·道学传》也循此例,从而一般把周敦颐视为理学的开山之祖。但周程之间的传承关系到底如何,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大公案。吕大临在《东见录》中记二程语录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遗书》卷二上,以下简称《遗书》)这大概是二程与周敦颐有师生关系的最早记载,后来伊川作《明道行状》也有类似的记载。在二程的语录及著作中,间或可以看到周敦颐的影响。但是,程颢自己又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以下简称《外书》)程颐则说,二程问学周子后,“未知其要”,以至于“泛滥诸家,出入老释”(《明道行状》)。因此,诸如黄幹所说的“二程得统于周子”(《宋元学案》卷十二)之类的说法,严格上说恐怕不能成立。事实上,二程对周敦颐并不太以为然,语录中甚至有“周茂叔穷禅客”之类不太恭敬的调侃。而程颐十八岁时游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获得当时太学直讲胡瑗的赏识,程颐因此以师礼事胡瑗,称胡瑗言必称先生,而称周敦颐往往直呼名字,盖在二程心目中,并不十分认同周敦颐。